廉故事︱公费如何使用

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将首先满足组织利益、同志急需作为自己的基本行事准则；他一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为党的事业秘密筹集了大量活动经费；他始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身体力行地诠释着“公费必需观”。这位革命先辈就是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英勇殉难的红岩英烈之一——共产党员黄绍辉。

黄绍辉（1912—1949）

因自幼家境贫寒，出身农家的黄绍辉十分珍惜家里借钱送他读书的机会，学习异常勤奋刻苦。1935年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委员会在成都筹办“四川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黄绍辉前往报考并被成功录取。因学习成绩突出，黄绍辉实习结束后即被派往川西邛崃，担任县农村合作指导办公室主任指导员，从事经济工作。

1938年4月，邛崃县县长何本初贪污了全县农贷经费，黄绍辉得知后前去质询，却被他无理责骂。一身正气的黄绍辉气愤之下，用木棒将县长暴打了一顿。消息传开后，群众纷纷赞扬黄绍辉不畏权势、坚持正义的精神，而他却也因此被撤销了职务。事后，黄绍辉前往成都，在民德小学当了一名老师。

黄绍辉与员工们在一起

由于此前受到的报复打击，黄绍辉一时情绪低落消沉，找不到正确的人生方向。民德小学地下党组织得知情况后，委托已经入党的董事长岳进德认真做其思想工作。了解到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和救国救民的抱负后，岳进德多次主动与黄绍辉促膝长谈，并指导他阅读一些进步书刊、接受马列主义熏陶。在党组织的不断关怀和培养下，黄绍辉逐渐摆脱了内心的苦闷和彷徨，开始认同党的主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于当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党的农村工作需要，1939年7月，熟悉农村工作的黄绍辉来到永川县，出任该县特支书记和农村合作金库主任。因工作成效显著，他还先后被调往夹江、奉节、洪雅、广安、西充、长寿、营山等地担任农村合作金库主任。在任期间，他认真执行农村工作人员条令，严格检查农贷资金，深受当地各界尤其是基层群众的好评；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机会为地下党筹措大量活动经费，甚至把自己的绝大多数收入都上交给党组织，仅留下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有一次，父母因家里经济拮据，写信让儿子给家里寄些钱应急。黄绍辉回信解释：“从小父母就常教育我先有国后有家。我每月挣的那点钱，都支援给前方抗战了。如果家里急需用钱，就把分给我的那点田土卖了吧……”刚开始，家人对他还有些埋怨，后来便慢慢理解他的做法，并肯定他的远大志向和抱负。

1943年初，由于黄绍辉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业务能力较强，也具备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他派往由南方局交通处直接领导、掩护秘密工作的中国工业原料公司工作。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决定在川北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以防突发事变时，已经暴露或有暴露风险的同志可以经由这条秘密交通线撤退到陕北根据地。因此，党组织特意委派黄绍辉前往巴中县筹建一家碾米厂作为地下联络站。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忙碌的筹备，由黄绍辉出任经理的碾米厂正式开业。此时的黄绍辉虽手握大量公家资金，生活却过得十分俭朴。在碾米厂里，他与几位同志名义上是商人，实际上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并无正式工资。黄绍辉虽是领导，也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并无任何特殊。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经常利用川北民间坐茶馆的习惯，与地方社会名流、知识分子及有志之士进行广泛接触，但除应酬一些茶钱外，他绝不乱花分文。即便外出办事忙到很晚，他也舍不得在外面餐馆吃饭，再晚也要饿着肚子回到厂里，就着食堂的剩菜剩饭有啥吃啥，从未要求为自己单独“开小灶”。其他同志见此情景，不忍心地劝说他：“当‘老板’的厉行节俭是没有错的，但也不要过得太寒酸，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另做一些新鲜饭菜，一点都不算过分嘛。”黄绍辉却始终坚持节约一点是一点，还时常对同志们讲：“组织的钱，一定要用在必需的地方！”后来，工厂生意在他的领导下日渐红火，黄绍辉也坚持只留下必要的开支，其余全部上交给组织。

1946年春，黄绍辉被调回重庆，受命组建重庆裕中水电工程行并出任公司副经理兼业务主任。为了尽量给组织筹措更多的经费，他每天都要四处奔波，与市场上的各路商家老板接洽生意、赚取利润。虽然长期有大笔款项从自己手中进出，黄绍辉却对每一笔开销都要精打细算，往来账目也是清清楚楚。因时常要在商界与人打交道，为了给公司撑撑必要的“门面”，组织决定让黄绍辉置办一套西装。考虑到在商店买新的太贵，他索性就去拍卖行低价买了一件旧西装，遇到需要的场合就穿上。

虽然自己生活如此俭省，但其他同志遇到经济困难时，黄绍辉总是会想方设法给予帮助。有一次，一名同志因生活困难找他求助，当时手里没有多余闲钱的他，二话不说就脱下身上那件旧西装送去了当铺，把当来的钱全部给了那位同志。后来手头稍微宽裕一点后，他才把那件旧西装从当铺赎回来继续使用。

1948年春，黄绍辉受地下党派遣前往万县筹建炼油厂，同行的有新婚妻子樊汝琴、“裕中行”的徐勋和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不久，他便接到密信得知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此时，黄绍辉与重庆方面的联系完全中断。为了与组织取得联系，他派徐勋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同时为了防止意外，让妻子打扮成家庭妇女的模样，尽量隐蔽以便相互掩护。徐勋找到党组织后，根据指示写信要黄绍辉也去上海，但信件还没到就出事了。

1949年6月11日，黄绍辉与涂孝文在万县街头被叛徒认出，当场被捕。在国民党特务威逼利诱下叛变的涂孝文受命劝降黄绍辉，遭到了黄绍辉的严厉斥责和痛骂：“你在我这里入股做生意，吃我的，用我的，还要咬我吗！”特务们无计可施，便用“老虎凳”等酷刑反复折磨黄绍辉，还用皮鞭将他打得皮开肉绽，得到的只是他坚贞不屈的回答：“我是一个商人，没有组织可交代！”关押期间，黄绍辉始终保持对党的绝对忠诚，严守党的秘密，痛斥敌人和叛徒的无耻行径。

不久，黄绍辉与同期被捕的江竹筠等地下党同志被反动派从万县秘密移押至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黄绍辉不仅主动担任牢房“室长”热心帮助难友，悉心照顾伤病同志，还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互相加油打气，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为“黄嫂”。而每当同志遇到危难，他便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与难友们一道同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黄绍辉等红岩英烈长眠于歌乐山烈士陵园

1949年11月27日深夜，解放军的炮声已在城外隆隆作响，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对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实施了血腥的集体大屠杀。黄绍辉与许多革命志士一道，被敌人机枪扫射，最终被烈火吞噬，壮烈牺牲，终年37岁。重庆解放后，党组织收殓了黄绍辉与其他烈士们的骨灰遗骸，合葬在歌乐山烈士陵园。

公费的开支要用在必需的地方是毋庸置疑的，黄绍辉烈士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必需”的内涵和外延。而那件从当铺买来的旧西装，正是黄绍辉烈士对党的事业披肝沥胆、对革命同志竭诚相助的赤诚忠心的最好见证。如今，那件旧西装已作为革命文物，馆藏在重庆红岩魂陈列馆里，引导着广大党员干部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来源：风正巴渝公众号）